近年来，诸如“三聚氰胺”、“瘦肉精”和“镉大米”等事件敲响了食品安全的警钟，为此，国家从宏观层面出台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政策文件，如2015年修订并通过了被媒体解读为“史上最严厉”的食品安全法，并于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将食品安全提升为国家战略，上述文件均强调从生产环节及生产源头控制食品的质量安全。质量管理理论认为检测是保证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但决定产品质量的是生产环节，食品生产亦是如此。工程院院士陈君石也强调“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靠监管、检测出来的，因此，从生产源头解决安全隐患才是破题的根本”(新华网，2012)。农产品是食品生产的主要源材料，而农户是农产品生产的主要源头之一，事实上诸如“毒豇豆”、“毒韭菜”、“瘦肉精”等事件的主要肇事者也是农户，因此将研究的焦点聚于农户与农户的农产品生产行为对于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安全农产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行为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主观因素如质量安全意识，重金属和农药残留认识，道德责任感等，客观因素如农户特征、行为能力、外部环境等。目前，能将上述主客观因素有机结合并有效解释个体行为的标准化工具之一是计划行为理论(Ajzen，1991)，计划行为理论的基本范式为行为主体的主观认知影响行为意图，行为意图进一步决定个体行为，其中主观认知包括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解释个体行为的有效性，本研究拟借鉴其基本范式来解释农户的安全农产品生产行为。
    本研究将引入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认知、安全农产品生产意愿与生产行为等三个变量，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基本范式构建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行为的一般机理，但与计划行为理论基本范式又有所区别。计划行为理论中知觉行为控制虽为主观因素，但其目的是衡量客观条件，准确的知觉行为控制反映了实际控制条件的状况，可以作为客观条件的替代测量指标(Zhuang et al.，2014)，客观因素纳入模型时，作用为限定变量间关系的边界，理应作为调节变量，但计划行为理论基本范式将衡量客观因素的感知行为控制作为了影响行为意图和行为的直接因素，这是不合理的，因此本研究在上述三个变量的基础上又引入了外部环境认知与行为能力两个衡量客观条件的变量，并作为调节变量纳入模型。
    二、重庆食材配送文献回顾
    从“源头”抓起来控制农产品质量安全已形成了共识(赵建欣、张忠根，2007)，作为食品材料“源头”的农产品和作为农产品生产“源头”的农户及其生产行为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吴林海等，2011)。研究表明，影响农户生产行为的主要因素可以概括为农户认知、农户特征(农户行为能力)和环境因素，其中，认知作为一种心理因素，其复杂性、难度量性、有限性等特点决定了关于农户认知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文献具有多产性与多彩性。
    杨天和(2006)认为对农产品安全的认知是影响农户生产行为的关键因素，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越高，农户的生产行为意愿就越倾向安全。傅新红、宋汶庭(2010)认为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用药意愿与农户特征、农户对农药残留和农药使用的认知、农药信息获取渠道及过去的用药行为等多种因素相关。江激宇等(2012)运用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基于农户的蔬菜质量安全生产行为理论分析框架，实证检验发现农户的认知态度、安全生产行为的预期目标收益、认知和自我控制等心理行为因素是农户蔬菜质量安全行为选择的内在动力因素。王海涛、王凯(2012)对养猪户安全生产决策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表明，安全生产认知在产业链组织治理、政府规制治理对养猪户安全行为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李世杰等(2013)的研究表明，农户行为认知是影响其安全农产品生产用药意愿的主要因素。Hou等(2016)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研究了影响农户农药残留认知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农户个体特征、知觉行为控制、态度和主观规范都对农户农药残留认知具有显著影响。
    包含上述文献在内的诸多研究从农户认知的角度对农户农产品生产行为进行了研究，但相关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第一，现有文献基本上仅将农户认知、农户行为能力与外部环境等因素作为农户生产行为的直接影响因素，即关注上述因素与农户生产行为的经验关系，缺乏从这些因素出发分析农户生产行为的一般机理，这可能导致以下三个问题：一是随意界定因变量、自变量、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易造成逻辑混乱，例如，外部环境是影响农户生产行为的外因而非内因，将其纳入模型时易作为调节变量，而非自变量；二是对理论知识缺乏贡献，农户认知对其生产行为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计划行为理论的认识和提供基于农户情景的经验证据，但忽视作用机理、仅关注经验关系的研究难以积累知识和推动理论的发展；三是对实践而言，作用机理不明的研究提供了信度和效度不知的相关关系，用于指导实践的风险较大。第二，以认知为视角研究农户生产行为的文献较多，但以安全农产品生产认知为视角研究农户生产行为的文献较少。针对以上两点，本文将作出有益的探索和解释。
    三、研究假说
    理性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两个认知因素影响人的行为意愿，而行为意愿是决定个体实际行为的直接因素，但该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即认为人的意愿和行为完全由人的主观认知所决定，忽略了客观条件的影响，因此，Ajzen(1985)在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加入知觉行为控制变量，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知觉行为控制虽为主观因素，但其目的是衡量客观条件，准确的知觉行为控制反映了实际控制条件的状况，可以作为实际控制条件的替代测量指标(Zhuang et al.，2014)。计划行为理论的特色在于肯定了个体能力与外部环境等客观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作用，基于该理论，本研究提出农户生产行为的一般机理，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认知影响其安全生产意愿，农户安全生产意愿影响其生产行为，农户安全生产意愿与生产行为受到农户特征(行为能力)和外部环境的调节。
    1.农户认知与安全农产品生产意愿。依据行为经济学理论，行为人对事物的认知程度直接或间接影响其选择偏好和意愿(Ariely，2008)，“心理认知——行为意愿”也是心理学分析的常用范式。孙世民等(2012)运用Logit模型确定了养猪场(户)良好质量安全行为实施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兽药使用认知、残留危害认知是正向显著影响养猪场(户)良好质量安全行为实施意愿的中层间接因素。张复宏、胡继连(2013)通过对农户种植无公害优质苹果行为实施意愿的研究也得出了相近的结论。朱阵国(2014)认为农户对安全农产品认知越清楚，生产安全农产品的意愿就越强烈。基于此，提出假说H1:农户对安全农产品生产的认知程度正向影响其安全生产意愿。本文在借鉴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杨万江(2006)对安全农产品生产认知界定的基础上，将农户对安全农产品生产认知界定为四个维度，一是对安全农产品本身的认知，二是对安全农产品生产风险的认知，三是对安全农产品生产标准的认知，四是对安全农产品生产过程投入品的认知。
    2.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意愿与生产行为。依据行为经济学理论，通常情况下，一定的意愿会产生相应的行为(Ariely，2008)。大量实证文献亦表明，意愿与实际行为之间有很强的因果关系，甚至有些学者在运用计划行为理论时，将意愿与行为等同视之或不加以区分(周洁红，2005；王建华等，2015；王建华等，2016)。基于此，提出假说H2：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意愿正向影响其生产行为的安全程度。本文用“你愿意生产安全农产品吗？”来调查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意愿。本文将农户农产品生产行为分为产前准备阶段行为、产中种植阶段行为和产后采摘储存运输阶段行为，将每一阶段中关系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因素提炼出来形成问卷来测量农户行为的安全程度，而非仅仅从农户农药、化肥的使用情况来度量其行为的安全程度。
    3.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认知与生产行为。农户认知影响农户生产行为已得到多位学者的证实(杨天和，2006；江激宇等，2012；王海涛、王凯，2012)，在文献回顾部分已做阐述，此处不再赘述。结合假说H1和H2，提出假说H3：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意愿在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认知与生产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4.外部环境的调节作用。外部环境可分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本文指人文环境。Willock et al.(1999)认为农户对客观事物的认知状态一定时，环境的变化可能导致农户行为的变化，因此在研究农户的决策时不仅要考虑农户认知等心理学因素，还应当把诸如环境等更广范围内的影响因素纳入考虑之列。同时，周洁红(2006)、李响等(2007)也认为生产者所面临的环境是其是否愿意进行安全农产品供给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此，提出假说H4：农户外部环境认知对农户安全生产认知与安全生产意愿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本文从三个维度界定农户的外部环境认知，一是对当地农产品种植氛围的认知，即对当地农户在种植相关农产品时化肥、农药等使用情况等的认知，二是对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知。三是对相关惠农政策的认知。http://www.cqscpsgs.com/